某积平生尊敬之诚，愿望一见，及今官僚既接，尚未有晤对之日，岂非天也？误恩滥及，震惕无地，已上三免章，期于得请。长者以为可教，不作世俗苛礼，而以时务警策之，辱知深矣。壮年稍知读书，亦如来谕所云。惧身值此事，妄意有志期世。既而荐更险阻，无片善寸长可以解纷，特以专城为职，义难避祸；奉命讨贼，义难中辍，如此而已。群贤过计，或谓其可应时须，则不然也。古者志同道合，然后使之受任。公以服人，不以势位为乐，乃其宜也。今圣上恭默，委政大臣，接纳有限，旁蹊曲径，株连根结。设有文武吉甫，尚无孝友张仲为之道达，况疏远愚戆，夙多怨仇？庙堂怜其久次，而骤迁之耳，非始疑而终信之也。众建英雄而少其力，诚是今日急务。此辈知侯景、慕容垂之徒，亦须将之者有智谋，有权势，有事力，乃肯听命。若孤立一书生，此身犹在人掌握，纵使得行其志，可保三二年不迁去否？纵使立为定议，可保庙堂之上常得如今日否？中兴政府议立镇抚使，颇有众建之意，尚且惑于异议，随即中辍。细思今日事体，只可小州下县，丝毫及物，如熙、丰诸贤行青苗、助役时，乃合乘田委吏矩度。官愈高则愈见掣肘，事愈深则愈难责效也。微高论不足以发此狂言。近传游魂西徙，边琐稍缓，蜀溃卒劫饷台，逐制阃，据遂宁而居之，尚未授首，此岂小变？辱下问，不敢不告，伏乞台照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武成之庙，所从祀者出于唐开元间，一时铨次，失于太杂。太祖皇帝尝见白起之像，恶其诈杀已降，以杖画而去之，神武不杀之仁，垂训深矣。太上绍兴间，亦以议者之请，黜韩信而升赵充国，黜李绩而升李晟，去取之间，皆所以示臣子之大节也。然王剪佐秦，骋狙诈之兵，盖无异白起；而彭越之臣节不终，亦同韩信。至于王僧辩虽能平侯景，然反连和于齐；吴明彻虽能因北齐之乱以取淮南，然败于吕梁，为周所俘，不能死节；韦孝宽拒尉迟之义兵；杨素开隋室之祸败；慕容恪、长孙嵩、慕容绍宗、宇文宪、王猛、斛律光、于谨，或本生夷狄之裔，或屈节僭伪之邦，纵其有功，岂足多录！若夫尹吉甫之伐猃狁，召虎之平淮夷，皆为有周中兴之名将；陈汤之斩单于，傅介子之刺楼兰，冯奉世之平莎车，班超之定西域，皆为有汉之隽功；在晋则谢安宴衎以靖胡寇，祖逖击楫誓清中原；在唐则王忠嗣之抚众守边，张巡之百战死敌。忠义谋略，卓然冠于一时而垂于后代，阙而不录，似有所遗。臣窃谓宜并诏有司，讨论历代诸将，为之去取，然后与本朝名将绘于殿庑使天下士皆晓然知朝廷激义勇而尚忠烈。且知夫贬夷狄之类者所以尊中国；黜不终之节者，所以正君臣；去嗜杀之暴者，所以尚仁义。其为劝沮者大矣。

天下之患，莫甚于大盗起而人主不知。侯景向关而梁武帝不知，贼遍天下而隋炀帝不知，此皆前世已然之事，其辙迹可考也。今天下谋臣猛将、豪俊之士奋然而争出者，皆高谈禦戎之策，侈言诞诈，谓盗贼为不足忧，不知天下之所以安危治乱，常系于此。昔秦既灭六国，惟虑匈奴之为患，使蒙恬北筑长城，延袤万里，而不知陈胜、吴广起于闾左之匹夫。宣宗收燕赵，复河隍，威震边陲，而不知庞勋之乱起于银刀之亡卒。然则，盗贼之起，其始未必能桀大，惟郡县蔽匿以幸须臾之安，养其芽孽，寖以成乱者非一日矣。自艰难以来，江浙荆广所在盗起，然皆暴兴而亟灭，惟虔州倚荒险，洞窟林麓尽为贼蹊，历十年而磐牙犹在。皇帝尝下铜兽符，发襄汉之师，擒馘几尽。州县不能抚缉，厚赋深刑，闾阎深苦，于是复操锄钩为兵，啸会逋残，山谷响应。二千石既莫能制，且恶其鸱张而累己也，欲设一奇计而莫知所出，则其计止出于招安，当时江西大帅亦听其说而甘心焉。盖其说以为不数月可以尽消江西之盗，而使百官入贺于朝。此真诞漫之术，可纾朝夕之患，而非为国长虑者也。郡县承其风，往往纵贼不讨，悉招其渠率而官爵之。贼利其然，反跳聚山谷，置魁立伍，而阴结官吏，各称渠帅，以苟一时之赏。虽平居未尝为寇者，亦相时生心，操戈而崛起，不惟能免于死，而且歆艳爵禄之荣。此岂非诱民以为乱者欤？今虔州城中官兵无几，而招徕倔强之徒，带刀剑、执铜挝，列刺史庭下者凡数百人，群心凛凛，常若刀锯在颈。此岂可以为长久之计者哉？所谓数百人者，其故时党伍，散居大山长谷之间，啸呼成群，椎埋鼓铸亦自若也。间不得逞，时出焚剽，则州县必责招安之官提兵追讨，往往暗分财物，自相唇齿，骤雨绝弦，莫见其迹。州郡既不敢究穷其奸，又且赏之以为有平贼之功，凡如是踵而起者，烽垒相望。盖设法有以启之，盗贼何时而可息也？甚者，盗贼虽起，保伍不敢言，县邑不敢发，至于势张而不可掩，则招安之旗四出，上下相为匿，以避朝廷之知而已。呜呼，祸有大于此者乎？愚故曰天下之患，莫甚于大盗起而人主不知。虽然，先事而言则罕见从，事至而言则无所及，自古祸乱未有不如此者。今盗贼虽已萌，尚可逆为之计，顾愚无知，不知所以逆消祸乱之计，徒能论天下之势如此。惟冀庙堂帷幄之臣，博采群言，使圣主知之，则天下幸甚。

太祖皇帝克上党，获北汉宰相卫融不杀，以为太府卿。乾德三年伐蜀，诏伪蜀文武官并赐装钱赴阙，治行请白者所在以名闻。开宝七年下江南，赦管内州县伪置文武官员，见釐务者仍其旧。大哉，帝王之度乎！国初人物盛多，以其能天地包荒，杂用江南、西蜀人材之众也。初，绍兴十一年，金人割三京五路以和。新界长吏有前秉义知拱州者，有前武德知薄州者，有校副尉而知县令者。汉仪初复，莫不怀惭抱恨，意沮词短，无颜以见新至官吏。朝廷降赦知州县者，许令依旧，复拘收伪补告身敕劄，许诣有司批凿用印。有伪齐补授者，亦皆授给官资。人人得以隐藏恶迹，除危疑之心，而洗羞恨之咎。其后将校以功名自见者，比比皆是。高庙中兴有以哉！孝宗在位二十七年，始终用人，盖尝三变。其始也，收召山林遗弃之老，尽起海内流窜之人，或当兵权，或列谏省，或在方面。其中也，不次而用。小臣一言可采，或得超迁；列曹一事可录，未几便用。凡此十七八年，宰相岂必尽得人，台谏岂能尽举职，百司庶府岂能皆无过，然而孝宗每事求功，士大夫久用不效者旋即罢去。故碌碌庸人多不得久在位，而奸邪小人不敢行其私。淳熙十年，以孝宗有倦勤之意，每事必求审熟便安而后行。如王淮庸懦，仅仅无大过，亦不得已而用之相位。

按景祐五年十一月庚子有事于南郊，大赦，改元宝元。按运历图，盖十一月十八日南郊也。是年既改宝元，作史者便以此五年为宝元元年，《长编》遂无景祐五年，即宝元元年也，今绍运亦然。按《长编》四年丁度为内翰，八月知制诰，谢绛为契丹生辰使，《通略》是年李淑、胥偃皆为内翰，元年宋郊、王举正、郑戬皆曾为知制诰，不知此词出于谁笔，以字画考之，盖欧阳书。然景祐四年，公方为夷陵令，五年为襄州乾德令，当庆历三年冬，方拜右正言、知制诰，其去景祐五年尚有五六年也。

治平四年，京师省闱以「公生明」命赋题，司马君实司贡举。襄邑人（本开封府襄邑县，蔡京改四辅拱州，后复襄邑。）许少张（安世）时为举子，诣帘前上请云：「公生明者，公正生明。公而自明，非自明之明」。主司恶其语赘，斥去之。君实走厕回，问诸公何为而喧，同列告以其故。君实默然，谓帘外官请适来上请先辈相见，再问之，少张答如前语。君实云：「诸公不晓先辈意，所说极当，当依次第为文」。君实退与诸公言。诸公谓：「此同人上请耶！诸人方诮其上请疏谬」。君实微笑曰：「是公非上请也，乃来考试吾辈尔。今日命题公生明冷淡无体贴，如用离娄之明则便是自明之明，吾辈可不领略而去」？及得许公程文，读至依违牵制云云，抚案曰：「此非作公生明赋，乃公生明断案也」。遂为南省第一。少张廷试，复魁多士，官至都官郎中、权中书舍人，与坡仙同时。刘攽因谬举，王介甫欲窜岭外，许公与坡共救之，贬衡阳。少张迁秘监，因李士宁责官利路漕，又迁夔漕，乞地及招安南兵官杀降，坐累贬房陵倅，后归至黄州不幸，东坡解衣赙之。

靖康元年，金人长驱，将逼京师，独蔡攸得报早，先期治装，命宋㬇为东南发运。㬇，攸姻家也。假其护送，遂尽室而南，虽赀用给使无不全济。初传两宫命京亦从上皇而东，京自以午夜出城，水涩胶舟，奔卫不及，遂过拱州，实父子参商，遂不同途云。按蔡绦记，实云京在拱州乞召，愿陈计议。《长编》亦参取其说，云是时敌退，京师稍安。京求见，欲口陈灭敌之策。上将召京，会京贬命下而止。然独不载京之策安出，其说云何。其后蔡氏外孙传得其说，盖京欲决阳武埽也。按阳武，汴之畿邑。邑有博浪沙、黄河、汴河、白沟，又有阳武埽一镇。按《国史》，金人陷阳武，蒋兴祖死之。兴祖治其县，县有古博浪沙，土脉脆恶，积雨湓涌，埽且溃，兴祖护堤以免，即其地也。京之说云：「诚用臣计，敌虽百万，一夫之力可却」。盖欲决埽以浸敌也。此虽小人诡为大言以自救，然京如老盗，宿藏狡焉，容有可施用者。第败国亡家之人，天道不祐，纵有奇画秘策，决不能复成功尔。然传者云埽去京城止一舍，今以《九域志》考之，县西北去京九十里，得非埽近京而邑治远欤！

姚平仲自劫寨而遁，钦宗遣使几百辈，竟不知其所在。高宗即位，尝立赏访求。《林泉野录》不知何人所作，谓平仲实已战死。或存或亡，其说多端。顷时或传有曾见平仲于蜀青城山者，山阴陆放翁尝作诗以纪其事，斯亦异矣，岂好事者为之耶？然平仲之逃实在城下，而宣和邸报、密院劄子乃云：「京兆府廉访奏咸阳县公文，盖据魏鉴状，随姚防禦往河北宣司使唤，今月一日到咸阳县安下。至四更有排军张岊辈称不见了姚太尉，鉴即时报县尉及亲随人并印记封全解府。奉圣旨姚平仲身为统制，弃印而逃，可先次除名，令陕西诸路帅臣及提刑司收捉」。观此，则平仲之逃乃在京兆府。咸阳，永兴军属邑也。平仲方自陕西来应援，初不曾有还永兴军事。又按靖康元年立赏，有能捕平仲者，白身补承信郎，赏钱三千缗，此月指挥也。而邸报云：「臣寮上言，近岁军政不修，刑赏失当，姚平仲欲以都统制处之而弃印逃亡，不畏典刑明矣。今缘自首止降一官，臣恐四方观望，军政未易修也」。二月五日奉御笔：「平仲除名勒停，枷项蕲州编管」。观此则平仲尝自首，又非不出也。然此二报不收于正史，得非实自城下而逃，但劫寨之举不欲明言，故讳其地。平仲实不曾获，又恐人无忌惮，故又设为自首行遣之报耶？

建炎四年，巨盗钟相、孔彦舟、杨华相继蹂践荆湖间，环数州十馀县，莽为盗区。先是蔡守程昌禹提兵入援，行在道出湖北，会罢诸道勤王兵，抚谕冯康国因请以昌禹摄荆南帅。已而有诏改昌禹镇抚鼎澧，偏将邵宏渊者隶帐下，善用长刀，有关、马之勇，尝以百馀骑搴旗履锋为士卒先。是时贼党刘超自京西陆梁转寇而来，有窥伺湖南意，遂犯澧阳，逻兵四出。宏渊逼之于锁石冈，迎击走之。宏渊谓都监孙君：「今一击而却，后必再至，再至则来者必众。我军虽寡，然贼气夺矣」。遂授以己所持刀，令孙被甲驻马石冈以怖之。即驰诣昌禹，趣济师。无何贼大至，望见孙挺刀冈阜上立，东西指麾，以为实宏渊也，且惧有伏，果不敢犯，遂烧城北七里街，稍稍徙屯城西。薄暮，昌禹督众趋城。澧无守将久，百姓推慈利尉智从𤥺行郡事。诘旦，昌禹偕从𤥺自小东门乘城觇贼。贼出悍骑，舞槊诟之。昌禹失色，左右顾无应者。有桃源弓兵龚亨奋而出，众且属目，则已跃马赴之矣。昌禹遣亲吏语之曰：「汝忘器械耶」？亨振手不顾。既出，则贼策马瞋目，扬矛而前。亨出小蛮牌于髀间，槊正著牌而过。亨突身挟之而还。将士欢噪，褫衣就刑，则固一妇人，超长女也。亨自以独身挑战而得妇人，不足示武，手杀之。超愈怒，吹唇鸣鼓，尽锐攻朝天门，造钓桥高十馀丈，长二十丈。既成，引桥趣城，择死士之善战者系于其上。智从𤥺败，詈贼而死。贼蚁而登，昌禹与宏渊、龚亨自东角踏浅渡澧江奔武陵矣。贼虽下城，而民失耕凿，宿谷都尽，鸡犬菜茹无一存者。贼众饥馁，给人为粮，暴尸如京，头颅满野。惟李沙板者，乘沙板而济，因之获生者数十辈。贼既乏食，将趋桃源。未至数十里间有药山寺，寺之两旁十步一松，其大十围，夹道数里。宏渊单马间行，贼将张横适至。两骑相蹑，环松而驰。横不能得，则投以巨斧。宏渊格之，斧著木深不能出。宏渊负其多力，跃而前，欲生致之。横固壮猛，力钧敌，又不能得，则曳而俱坠。横以身压宏渊，且搦其阴。宏渊手攀拓桩，欲藉而起，相与力疲未决。宏渊亲兵至，擒之。宏渊患横凶暴，断其手而献于昌禹。横素以勇闻，昌禹命之酒，欲活而用之。宏渊曰：「贼无用」。遂杀之。自是超不敢复蹈武陵之境，卒全安常德一州之民，至今昌禹庙食焉。

高宗当郊，黄潜善为相，年代当考。前学士降御劄，循用旧式，以年谷顺成、兵革寝息为报天之祭，祀册亦用定本。叶梦得曰：「古之祭有祈有报。《周礼》大祝六辞祈福祥，求永贞居其一。今强敌内侮，盗贼尚多，二圣在远，四方未宁，与祖宗之时不同，宜改报为祈，专以寅畏惕厉陈情恳祷为主。祝辞当更赦文，历叙天下艰危，深自贬损，上帝不可诬」。上开纳。赦文叶梦得当制，无所讳。黄潜善乃取其词损益之，别自为手诏，言「行礼之夕，久阴忽晴，天示休应，以告百官」，与诏俱下。

绍兴和议初，金人以河南地归于我，士袅衔命道京襄宛洛，祗谒巩原。过南邓，大将岳飞曰：「敌无信，君道路宜缓」。士袅以上命有程辞，去不数舍，尘起，声甚嚣，导从相顾失色，南向而奔，力未尽，鼓声相闻，皆谓弗脱矣。忽报有王师至，望之岳帜也。驰就之，飞在焉。恚曰：「固谓君毋行，今董御带、牛观察已前交锋矣。兵胜败无常。君，王人，且近属，吾以兵自裹送君尔」。行数里少憩，两将以捷书至，盖士袅未至前一日出师也。十一年，臣寮上疏，论方飞进兵陈蔡间，尝密贻书于士袅，欲朝廷遣使应援，今必将有所营救。身为宗室，不应交结将帅。十一月，遂罢士袅宗司，提举崇福宫，申严宗室出谒宾客之禁。十二年十二月下飞棘寺，死狱中。子云诛于市。或云士袅尝以百口明飞之无他，盖亲见其兵事之神速，不止德飞之深也。

赵忠简。绍兴四年，伪豫引北骑大入，淮民南渡，人情大震。上趣召大将某人移兵过淮，某辞以疾，请他将往。上不得已，命至中书宣宴促行。时赵忠简以右揆兼枢筦，宣上意勉之，辞避如初。沈必先病之。公曰：「此事正坐吾辈不能耳。平时将帅藉国家爵赏，有兵有财，故能成功。鼎虽书生，若以见付，安知不能？且君数出劳勚，此行必非辞难。今敌报亟明，当自行耳，请以兵见付」。呼堂吏以纸授某官，促上交兵状。语未讫，将某人离坐而立曰：「如此，则某自去」。某自去，公不为之谢，但与之约师行不可过某日而已。是岁，王师大歼群敌，乌珠败而归，遂创艾不复犯塞矣。江左奠枕相安，忠简之力也。

宿师之出，欲乘敌无备，遂以五月进兵。督府在盱眙，淮地平旷，荫翳少，杲日烘炙，沙如釜鏊，不可驻足。谍报淮阳无备，魏公命戚方与列将及西北番官数十辈驾舟师往取之。戚方抵城下，立炮座，治攻具，独不令发一镞。敌有近城求打话者，亦不之对。麾下疑而问之，方曰：「诸君无扰扰，不三日，督府当有文字抽军回。今虽得城，无益也」。众愕然。翌日未暮，军士什什五五奔凑水际，皆曰：「班师矣」。近舟者争上，柂师以斧掠其手指，可掬也。老弱拖后弗得载者甚众，方乘大舠渡去久矣，实绍兴五年也。淮阳之役盖如此。

吴武安驻兵关隘，金人栅其上。一日，敌出骁将，垂青丝发，握槊策马，戟手詈玠求独斗。麾下两将辈出，皆歼焉。诟益甚，曰：「此犬彘，何足以辱我」？玠未以对也。有曹武者，位甚下，未尝以勇闻，请行。玠难之曰：「两将犹不能当，子毋重辱我」。武曰：「得公所常自乘马，则蔑不济矣」。问其故。曰：「敌诚骁果，然吾视其马于其回挽间微疵，此成擒易耳」。玠解以付之。武骑而出，与之两道驰逐，若无意于格斗者。忽跃身赴之，敌马力猛，骤前急回，不能如人意，迟一二步，为武所碎，持其首以归。三军大噪，敌震骇而走。

初，韩、张入觐，左仆射桧承诏集都堂问克复之期。曰：「上驱驰霜露十馀年，似厌兵矣。兵决在何时？迟速进退之计当若何」？两将对：「前提兵直趋某地，请粮若干，率裁量不尽得而退。兵出某所，某将皆坐视，不肯并力相牵恤。或申请辄不报，尝苦不能专力。如令文儒生不爱钱，武将一意轻生命，欲了即了尔」。桧曰：「有是乎？诸公今不过带行一职事，足以谁何士大夫者，朝廷不靳也」。岳最后至，意大略同而语微峻。桧颔之。于是三枢密拜矣，三人者累表辞谢。桧与上约，答诏视常时率迟留一二日不下，诸礼例恩赐为目倍多。桧别下诏，三大屯皆改御前军矣。始诸校苦斗积战，已为廉车正任，然皆起卒伍，父事大将，常不得举首，或溷其家室。岳师律尤严，将校有犯，大则诛杀，小亦挞鞭痛毒，用能役使深入如意。命既下，诸校新免所隶事，或许自结知天子，人人便宽喜共命。报应已略定，三人者扰扰未暇问也，得稍从容见桧，始以置衔漏夺兵职为请。桧笑曰：「诸君知宣抚制置使乎？此边兵官耳。今为枢庭，子司顾不能役属耶」！三人者退，怅怅然，始悟失兵柄矣（韩仲通尚书，桧时从官，尝为人言。）。

绍兴三十一年，王权失律，刘锜自真扬迤逦退师。朝廷知事亟，命叶审言以知枢密院督视江淮荆襄军马。审言辟辅逵为行府统制。十一月驻军江皋，引诸将入问计，逵立侍。贾和仲最先对曰：「请纵敌得渡江，我严兵以待。俟敌登岸，纵缇骑蹙之江流中，蔑不胜矣」。次米忠信。忠信请募没人凿沈其舟，顾谓逵：「向与诸公平湖寇杨么，实用此策。统制亦在其中，颇能记忆否？此策已试，尝效也」。最后李横。横曰：「今不得瓜洲则江面不可守，愿得四军人直渡与敌战，据瓜洲以拒敌」。三将对毕，审言顾问逵：「诸公策孰长？统制意如何」？逵言：「和仲老将，计良是。第国家治战舰棹卒凡几年矣，今遽舍此，则是先置水军一项工夫于无用地。且纵之渡即能支固大善，万一拒之不能止，如国何？何不且用水军合战江中，战而不捷，半渡急击之耶？忠信谓凿舟策曾收效于杨么，时则又不同。么驾大舟泊洞庭湖。湖水无潮，人持枘凿匿伏舟底可以施力。今大江湍流，瓜洲暗潮急如箭激。虽善泅者立见飘溺，尚能施刃凿耶？前日刘太尉军十二万冲突而退，今四军仅可得万二千人尔。刘太尉不能扼之淮浦之口，而横乃欲逆战于江干，恐未可往也」。是时，虞彬甫以中书舍人参议军事，洪景卢自密院检详为机宜，皆在坐。彬甫默然未有言，景卢独激昂鼓勇，谓逵沮横绝江之请为无勇，怒曰：「兵将官平时受国厚俸，今又说怯语，怕不肯去耶」？逵曰：「不然。今去不难，去而能保全人马归，方属难尔」。景卢又怒曰：「败则截却驴头尔」。初，瓜洲虽未有城，亦略有短垣，四围列植为鹿角，独中留出兵门。既战，胜负未决，横引军归营稍休息。士卒方解鞍啜食，敌骑忽驰而至，驱所掠百姓，倏忽壕堑皆满，拔植三面而入。我师于是尽为敌歼焉。自横流军渡江，审言谓可无虑，即移幕府过建业，明日至东阳，见隔岸火起，知已失瓜洲。审言中涂舍车惊遽。有刘锐者亦督府偏将，瓜洲败书闻，审言震惧，议移督府毗陵，以议拒守。劄子今犹藏锐子路分家云。

绍兴辛巳，金亮侵淮。刘信叔以三万人屯清河口。金人数万为连珠寨。日暮，锜选壮士五百人绝淮捣栅。敌方解衣盘薄，不虞我师之至，杀数百人而还。军中无知者，闻击钲声，挥朱缨芾，始知得捷收兵。是夜，锜复犒士，选千人，皆身首长大，翌日晚再劫之。敌有备，我军歼焉。得脱者三数辈，乱流而济。锜叱之曰：「何不尽死力」？犹欲用军法。明日，锜命以三千骑扼淮与之交射。敌以生牛革蒙粮舟缘北岸而过，飞矢勿能及，军士望之怅然而已。薄暮，我师伤者半。锜著褐半臂，踞胡床，抚案而视。战酣，麾左右使就战。然军士夺气矣，犹终夜击柝呵号，振鼓严更，若将警备者，虽帐下趋走亦不知军之移也。达旦，万骑已去。问之，幕府过维扬，将李横与数校殿而已。敌疑有伏，日已晡，火起，犹未信。真扬之民遂得预避，而我师成皂角林之捷。

绍兴十年，金人以河南之地归于我。三月，命济州防禦使、龙神卫四厢指挥使刘锜为东京副留守，发临安。五月至顺昌，不旬日，金国韩、翟二将军与乌珠大入侵。锜命清野以待，近城民皆徙入之。先是，属邑警报至，锜下令命军士及徙入百姓人持荻煤纳于州之佛寺庑下，密遣小校碎以臼杵，囊盛而积之。数日，入者填满，勿能容。有番欲出城避寇者，因命人授一囊以归，且禁勿开视，曰：「汝归视汝冢墓，于其井坎四旁沟涧遇有水则投之，敌当不敢近」。且戒以勿泄。时出者既众，一二百里内投者殆遍。敌以五月出兵至顺昌，涉六月自陈蔡而来，地多瓜桃，非北人宜食。入境捕生口散鞫之，所言人人同，汲于井间得渗沫。敌唶曰：「吾固疑吾军多腹疾，且马亦多毙」。盖锜寘毒于水也。始命军士掘地而饮，遇天雨则以杯勺承以饮马。人马燥渴，皆欲速战，故锜得因城守以破之。

锜自皂角林得捷，即称病求解印符，肩舆过京口。金骑将至江浒，督府惧失江面，且兵形背水为置之死地而生，迫诸将瓜洲迎敌。诸老将皆难之，遂相率就锜问计。锜病卧萧寺，令伺于户外以待移。顷呼入告之曰：「今取百馀舟凿其底，覆以篷席，藉以版干维楫，外设帆樯，度不能一二里沈者，鳞次于岸步，复取坚致可战之舟舣泊于岸，夙戒军士交锋勿及则徉败而疾趋坚舟，委泊岸者勿顾。敌气锐，必乘见舟以逐我，谓可直渡。度敌毕登放舟离岸，即回戈以赴之，乘其没溺，可以得志」。诸将皆谢非所及，拜受教去。午夜，密使移舟而前，时督府驻金山，望瓜洲如对面。迨晓，见南舟舣岸，欢曰：「是欲遁尔」！亟呼舟止。诸将位卑，无能以利害争者，皆恸哭云必败。于是刘汜先遁。李横不能支，失统帅印章。敌骑蔺藉我师，皆一壅入江而死。暮夜，有把芦苇而过者，实丧师八千人，横仅以身免。今沿淮州郡印章皆冠以绍兴，镇江戎司亦然，以此。

金将败盟，朝廷移刘锜为荆南帅，张真父以司业佐郡，盖不欲以民事烦之也。锜悬赏招效用甚重，然无如效用逸何，遂下令逃者斩。一日捕两卒，至未及问。真父趋而前曰：「杀之而逃不止，孰若生之以观其后」？锜奋而起，指其颈曰：「司业今何等风色？设有缓急，此非锜所能保，而顾惜若曹耶」！命牵出斩之以徇。自是义勇成军矣。先是公安白昼剽劫，撞钟鼓以过市，至是军声震叠，子夜开户无盗，至今义勇效用犹可用云。刘汜者，锜之犹子，衣褒博近文墨。锜一日责数之，令易楚制巾帻从军士。汜好论军计，锜犹信之。瓜洲之败，汜为提举军士云。

西蜀之兵分为三路：金州当其东，兴元制其西，兴州当其北，各据一面。三路之中，兴元最为要害，盖进则当寇之凤翔，退则据蜀之咽喉，故重兵不可不置于此，事势不可不力于此，大帅不可不设于此。以地理考之，敌人犯蜀不过三路：曰岷凤，曰兴元，曰金州而已。然自兴元而至兴州百三十馀里，自兴元而至阶成与凤远，亦不出三四百里，是兴元而应接西路不为甚远也。自兴元而至于洋七十里，自洋而东至于金州二百五十里，是自兴元而应接东路亦不为甚远也。是以南渡之初，国家深知其然，镇以重臣，开宣司于汉中。夫使朝廷择才智之臣，据根本要害之地，平时得以考覈将帅，蓄积财用，一旦有事，得以专制二道十万之兵，东西应援，不出于三四百里之外，而敌人不得一蹑吾咽喉之地，岂非固国之善谋哉！

陈箍桶。方腊之乱，初因盗犬系狱，其徒不堪，遂破械出之。初犯缙云界，自黄墓岭过止六七人，至崇善寺纵火杀掠，自号圣公。阴兵执镜照人，谓凡用心不臧者皆照见之。百姓窜走，方伏匿于山林，其徒持镜四出，谓人曰：「我已尽见」。愚民畏惧，皆出就擒。邑民盛九、沈五各立党伍，起而应之。括苍素无城守，遂被剽掠。其后腊就擒，童贯问腊：「谁为谋主」？腊以陈箍桶对。贯捕获之，问：「君教方腊反，何耶」？对曰：「正坐腊不受某教耳」。又问：「汝所以教腊者云何」？曰：「杀徽严以示威，长驱渡江结人心以入长安尔」。又问：「何以箍桶为名」？对曰：「天下之势犹桶板耳，能箍则合，不能箍则离」。其不韪如此，贯诛之。

绍圣中，余见刘莘老蕲州，因问公：「自中执法为执政，拒绝交游，独听一王岩叟语，悔乎」？莘老默然久之，曰：「惟蔡持正事过当，离青州时固悔矣」。又云：孙升为选人时，梦僧指府界提点蔡持正曰：「此本朝第四人过岭宰相也」。自卢、寇、丁三人，蔡谪新州第四人也。又云：刘拜右仆射之日，一小仆仆于堂下，呼曰：「相公指挥头𨃚往新州去」。已而诘之，悟曰：「莫知其言之出也」。

开元中，终南山竹开花结子，绵亘山谷，大小如面。其岁大饥，其竹并枯死。后汉襄楷云：「国中竹柏枯者，主当之。人家竹结实枯死者，家长当之」。终南山竹花枯死者，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。《朝野佥载》，见《广记》一百四十卷。唐天宝后甲子三年，自陇而西至褒梁数千里内，民相食，忽山中竹无巨细皆放花结子，饥民舂食，与红粳不殊，自此千村万谷并皆立枯。出《玉堂清话》。《广记》百三十二：竹花，六十年一易根。

按《渚宫故事》，长沙有阿育王像，相传至齐末常夜行，每南朝有大事及灾疫，必先流涕数日。

邵伯温父邵康节，河南人，熙宁丁巳卒于洛，程明道志其墓。伯温、仲良其子也。伯温字子文，传康节《易》学，节行尤高，以经明行修荐，授大名助教。初，温公之子公休卒，温公之后再绝，独公休之妻张夫人无恙，遂复立族子为公休后。朝廷遂除子文教授西京，经纪温国之家属，任之意略亦可见。其后章子厚欲用之，子文不求进也。徽宗即位，日食求言，伯温坐上书斥几四十年。建炎初，没于利路转运副使。绍兴七年，赵忠简当国，上其所著《辨诬》，乞行追录，始赠秘撰，诏藏其书于史馆。子文本末备载于忠简一疏，其守道行己可谓始终无愧于师友矣。然贤者遇非其时，顾亦有重不幸者。先是堂吏魏伯刍尝知石泉军，宣和中，蔡京用伯刍变盐法，帑藏骤增，擢伯刍为外府卿，提举榷务，其后除伯刍徽制以赏其功。故事从官除拜得自举代，伯刍状卷：「伏睹朝奉大夫、权知果州邵伯温识量渊明，学术该博，外寄远邦，吏民畏爱，傥置要途，必有异能。臣实不如，举以自代」。伯温早登富公、温公、小申公、二韩、忠宣之门，荐之者乃持国、范纯夫。伯刍小人，据非其位，乃自诡荐贤而不揆其不韪，不知谁实教之？虽子文名德皭然，彼安能浼，然亦可谓贤者之不幸矣。

种师道本以文资换右列，后为名将，其抚士卒最为有纪，然不特皆以威云。初，师道为小官，冬夜赴尝寮之集，衣笥中尝置薪炭白粲而去，家人辈笑之。既至，会饮之家或侵夜仆隶多寒，或给散俭薄不能满适，则群聚喧嚣，冀得声达于内，宾主各不自安，早罢酒归。主人或欲延客，客饮兴或未阑，无如人从之不肃何，以故多不得从容散去，独师道部曲所至，竟夕常无一人喧哗者。或怪而察之，乃知师道自始入席，即以所携付之众卒。众卒深夜得粥，既宽饥馁，已而爇薪炽炭，相与附火，不忍舍去，是以不暇为嚣，忘其为夜艾也。然其用兵持重，出没变化，人莫能测。师道于果肴喜啖榛实，每与诸将谈论，置榛于前咀嚼之。一夕坐久，食之尽，适有军议，沉吟未得其说，则时时引手就碟撮取之，不悟其已空也。左右谓其乐嗜未已也，取他器满饤，俟其顾盼有间，潜置之，易取空器而去。师道觉之，恶其揣度窥伺，立命推问诛之。

崇德人吕援，字权仲，居南场，营治圃垒湖石山，植海桧五六十株。大者盘枝如凤面二丈，又屈其上，小枝如倡乐杂戏，尤婆娑可爱。朱勔起花石纲得直达，檄秀守周审言，封以黄衣帕。援知不可得，匿其事，走汴都投京尹宣和殿学士盛章，请以园归上，方以恩换右列，后为忠翊郎。援亦稍强直，家富得官，里中稍推之。建炎改元，杭卒陈通叛。福建经略鲍贻逊至，方总枪杖手驻崇德。通劫围城中前某路漕俞䀭仁达、秘书监李光泰发、主仁和簿吴括子，直之嘉兴，约提刑高士曈、漕尉顾彦成求和。通诛在十二月。是冬雪踰月，三人者在崇德不得其日，尤记䀭衣单，求絮衣于援，二使者亦舣援岸，强使援摄尉，摄酒税。时兵自杭败还者日数百，援阨市南包角堰，设钓桥，谕使纳兵器，旋以小舟济渡，藏其械于县庑。败兵道饥，委仗得食，皆无事去。知县事邓根失赏，巡司寨卒有怨言。援以告根，出缗钱分之，卒尽醉之。又悉其家市酒，一釜不留，指市井谓人：「此旦夕吾所有也」。有得其要约文书者，始知将以五鼓集县治，约以声喏为节。初谢犒赐，次取兵械（即败兵所纳者。），次杀官吏。援诣根谋，先十刻率保甲袭之。卒尚醉，多就歼，余四十人，首领都头者甚健，彀射保甲，尽济四十人，手覆钓桥奔去，众卒趋许村，都头窜落县南田父家，绐谓田父送迎，饥渴索浆饮。田父逆知之，为具酒饭，已乃熸汤请浴，遂即浴床反接以献。根戮之市，沥其胆于酒，书「食胆将军」于旗下，令以五十万钱捕一卒。未几，许村尉执四十人为一舰至，取赏镪实舟而返。讫通诛，崇德无恙。援后辟都监。未几，虞兵徐明反，谓人曰：「我蓄反久，以吕都监故迟之」。因囚太守赵叔瑾，荷筒其项，叛卒张设列饮州治，牵使叔瑾行酒，曰：「常日汝饮燕，立我脚，直一脔，汝必尽之，我恨今当偿」。遂取所余肉与之。邓根兵至城下，明拥官妓乐饮西楼上，根募射生手弩射明，矢着胡床，与妓俱仆。明乱二十日王渊兵至，不施梯冲，卧桅竿于堞上，数人蚁而登。守城者皆散去，明遂诛。方明作乱，援去州方一宿云。根字深伯，昭武人，登进士第，治剧有风，力射命中。根父及弟皆能兵。一仆矮小，尤蹻捷。根以功改秩贰郡，为秀守。方根上功状，父子兄弟咸在，独不及援。援子恕，字子齐，年八十矣，为予言之。长老尚有能言其事者。子齐又云：陈通独不杀僧，士大夫持精缣易坏衲，自髡剃以避难，至暴其额于日中。首乱者通，次王贵。通诛，杭人有云：「脱通换通，罪过陈通。换对着对，罪过王贵」。通剐肉尽，犹索水饮云。

范觉民，襄阳人，美如冠玉，有经济大略，尝诘伪楚之立，邦昌辞以渐远则归节。时大盗纵横，桑仲、李横、霍明蹂践京西，朝廷力不能讨，耕凿尽废。觉民置镇抚使，于是桑仲得襄阳，霍明得郢。分地既定，盗贼渐不能相统。仲虽兵众而无器甲，欲叛入川，为王彦所败。已而徵兵于明，不至。仲自襄阳一日疾驰数百里至郢。明知其已疲，出迎之，使人为握发，以铁锤击杀之。李横复以兵至郢，声言为仲复雠，围之几年不下。明自水窦出走行在所。自是虽不加殄戮，而蜂屯之寇离析矣。建炎初，觉民首建择宗室子之请，实基重华揖逊之举，皆大议也。邦昌初立，同列皆在，莫知以何服见，且称谓何。觉民奋然以背子直入，呼邦昌子能而已。吕成公长觉民二十许岁，觉民书「顿首元直丞相」，止十数语。今书尺俗缛自谄秦氏始也。李伯纪与觉民皆有党。局务官叶审言上书攻觉民，或云主伯纪云。觉民生于己卯，以三十二入相，罢相居天台，得痢疾，误投热剂，薨，年三十八。始擢第，直言有议行遣者李士美，丞相救之。士美，京师人，事近习，因此稍盖前愆。

建炎三年，高宗复辟，苗、刘拥众南走，犯富阳、桐庐、寿昌，遂至三衢，檄守臣胡唐老应办。唐老谕众曰：「檄用明受年号，我知建炎而已。讨叛可也，何以应办为」？贼遂攻城，唐老禦退之。未几，韩世忠兵至，遂连败傅、正彦。唐老移守镇江。是岁秋，隆祐过江西。上幸吴越，拜杜充右仆射、江淮宣抚使，尽护诸将兵十馀万以备敌。戚方者，本教骏兵士，军兴入贼党，后杀贼首以众归，充留为帐下小校。十一月，敌挟李成入寇。充败，诸将皆溃去为盗。镇江本倚制置韩世忠为重，世忠在江阴。方迫城，唐老度不能当，出金帛牛酒犒其军。方纳其善意，为之罢攻。唐老又请曰：「晋陵，吾父母邦也，愿将军舍之」。方许焉，遂去不疑。有刘晏者，初隶苗傅麾下，统赤心队，至浦城谓众曰：「我岂从逆者」！以其所统归世忠，共破傅兵。朝廷授晏朝散大夫，时驻兵马迹山，有兵八百人。晋陵守周杞闻方将至，邀晏共城守。毗陵小郡，方易之。晏素号知兵，能以少击众，自西门出数十骑大歼方军。方败去，以唐老为绐己也，复从故道收唐老，束缚之，剥其肤，乃害之。方迤逦遂犯宣城。李泰发不能却，诏晏领巨师古兵往援，且解其围。晏恃勇先犯贼锋，冀生得方，遂殁于阵。唐老，晋陵人，世将族父也。晏，辽人。泰发上其死事，赠统制，泽及四子，庙食其所号义烈。今毗陵亦绘其像于烈帝庙，庑下有碑志其事。或云晏以明法入官云。周杞字子山，缙云人。苗、刘变作，汤东野为吴门守。张、吕檄书周杞、汤东野控扼于要衢，即其人也。方时扰攘，杞植白梃数十于庭下，百姓有犯令者辄击杀之。人不堪其酷，然亦赖以镇压。后缘坐下吏以预复辟，卒得释。弟绾，南渡后初除祭酒。绾尝为监司，有风力，不识学省事体，遇监学官如州县属吏，士论讥之。

赵令畤，宗室近属，安定郡王犹子，好学有诗声，著《侯鲭录》行于世。元祐六年，签判颍上。东坡出守，爱其公姓而有文，一见待以文士，赋诗饮酒，尝令属和，别去怀思，形于篇咏，字之曰德麟。其后张文潜书《字说》，谓德麟与韩子苍诸人名振一时。东坡领郡时，表上其才，明年去颍，又力荐之，至器其人为清庙之宝。东坡既谪，德麟亦坐废十年。绍兴初，始以正郎为宗司，方拟上除目，高宗谕宰相，谓德麟尝事谭稹，不当齿士大夫，竟易环卫。后得宣和邸报，始知德麟事为有实，得处右列已为侥倖矣。按宣和年，以太尉遂宁军节起复稹宣抚河东燕山，稹辟置议幕管句凡九人，德麟时为泗州倅，辟置盖其一也。是役也，实攸、稹首祸，不待明智，谁不寒心！如侯益辈与之为属，固不足道。观郑望之城下之盟，犹能略与敌争而面责郭药师。望之以身从稹已为可惜，况德麟号识理通文，反而自污谬迷至此，得罪于九原多矣。乃知高宗圣训盖指其实也。

李士宁，羽流也。许少张安世任省官，扣门求见，云：「闻秘书有剑，上有鳅文，得之可用煮丹，能惠我成药乎」？少张与之。未几，士宁者谋逆。少张外补利漕，复徙夔，忽乞地反而召复之。后为二兵官杀已降，乞地再寇蜀，少张坐责房陵倅。房陵复有道人三朵花者，知人兴废，能自传神。少张以书荐姓名于东坡先生，故东坡先生答以诗云：「学道无成鬓已华，不劳千劫谩蒸砂。归来且看一宿觉，未暇远寻三朵花。两手欲遮瓶里雀，四条深怕井中蛇。画图欲识先生面，为问房陵好事家」。

李柽，字汝几，牛渚人。略有权数。营卒郭通作乱，守将避去之。民居扰扰。会乡老有请愿李通判出计事，贼许之，亟遣邀汝几。汝几不为惧，登车而往。既至，不得已与讲均敌礼，且诘所以乱故，曰：「衣粮不给尔」。汝几曰：「既如是，非朝廷负若辈也」。欢曰：「然」！即请寓公列于朝，贼赖以是安，得不生事，其后就戮渠首一二辈而已。秦氏当柄，自江以东皆待以乡曲，独不及柽。柽学邃于医，心悟针法，铸铜为人身，具百脉，幕楮施针，芒镂不差。蓄一龟，寿二百岁，暇日寘香奁，自随出守上饶失之，及还牛渚，启合俨然。年九十，著《幼幼新书》，尤知养生之学云。

范寥，蜀公之后也。初张怀素与吴储、吴侔有异谋，寥知之，将告之，惧莫能得其情也，遂以仆役投募于怀素。怀素问寥识字乎，曰自小力农，不能识也。怀素固未之信，则命掌一书室，室中皆四方达官贵人书，尽堆积案几，封题固在，皆密为识认，以测其移易取视。寥才入，则困卧榻上，鼻息沸然。使人穴壁窥之，则固农夫也。

千之学于六一先生。千之一日造公是刘贡父，公是问：「永叔《五代史》成书耶」？千之对：「书将脱藁矣」。公是问：「为韩瞠眼立传乎」？千之默然。公是笑谓千之：「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」。按《国史》韩通为周朝亲将，尽节于所事，俗号韩瞠眼云。近时陆放翁作《南唐书》，文采杰然，大得史法。予尝扣放翁曷不传徐骑省，放翁笑而不对。然骑省卒于国朝，放翁不为无说也。

古之帝王一岁而四巡狩，后世巡狩之礼废，然事有缓急，无有人主跬步不得去王室之义。臣于经筵尝论魏惠王迁都于梁之事矣。王者无故而迁都固不可，若唐明皇以安禄山幸蜀，代宗以吐蕃幸陕，德宗以朱泚幸梁，僖宗以黄巢再幸蜀，后日皆保安全。晋成帝不避苏峻故危，梁武帝不避侯景故亡，靖康谋臣以固守京师而大误（《山房集》卷八。）。

年：原无，据文意补。

公讳道始。字元德。给事公长子也。自幼嗜学。经史百家。靡不究极其义。而气岸超出伦辈。天监中辟除王府法曹参军。历仕轻车将军江州刺史。在任明练治体。剖决如流。奸雄畏其威。窘乏被其泽。虽值荒忙之际。而属邑雍恬。当侯景逼台城时。公与西都太守陈霸先应援。从上江下败之于金陵。王僧辩欲窘霸先。斩其党杜龛。齐将徐嗣徽入寇。公据要出奇。绝其粮道。以破嗣徽。其累立奇勋如此。与霸先舅姑昆季也。霸先受禅。是为陈武帝。永定元年。上常谕公曰。卿有佐命勋劳。藩威之良器。然以国戚。恩赉殊薄于众。今天下将定。安忍以繁剧之任浼卿。遂授扬威将军。充本郡瑞嘉二陵令兼本部刺史。俾旋长兴保护陵寝。薨年六十二。武帝悲悼。罢朝三日。追赠建宁伯。又赠开国伯。食邑五百户。谥定公。娶夫人同郡王氏。合葬东侯山。生子六。曰纂曰善明曰望达曰吉儿曰智远曰智昌。分为六枝。号曰湖头六宅。

上四年春。以大河南王公治状宜陟。诏假礼部尚书按察宣歙池三郡。既即治。未涉时。吏化民悦。昼亡可为。冬十月。贼始自同安分济入屠至德（在池州）。公遣将孟琢。疾以兵助守池州。州亦有备。贼少却。会其党继至。言扣璧。实欲转袭南陵。公揣之如其计。命樊俦进扼青阳路。俦固自彭门分。公察其健决而易敌。诫之邀险。无得轻进。俦固去。会谍者言寇少将遁。气欲生沮之。麾兵不顾。既而越险。贼遽至。军遂委而逸。间二日驰归。以败告。公数其违命。立斩以徇。诸将在南陵闻之者皆股慄。以死缀贼。故青弋江得恣为备。青弋在江东。南陵也。人心不摇矣。公前命宁国兵遮截之。生得其踏白数十骑。乃并山引退。四月。凶渠复大入。而都纪王涓亦自采石赴援。公宴劳加礼。且谕之曰。盗匿情诈。吾尽得之矣。今席胜而骄。谓吾城不劳而可缀。则攘臂而来。前无丝发之碍矣。若知吾坚壁待之。其势自衄。将军第按甲稔威。以伺其隙。慎勿与之骤战也。涓意锐。自州城日趋四舍。至南陵。未会食而战。遽死之。明日。中贵人自领败卒。尚四五千。伤痛之声。与尘埃相杂而至。江南雅自怯。独幸北军以为固。及闻涓败。相顾失色。赖公前策涓不足恃。拒守益严。又城中水乏。而泉自跃出。人心益牢。竟免攻围之患。既踰月。中贵人阻挠无去意。卒横不能禁。公以书让之曰。吏之捕蝗者。既不克胜。而且俯食于民。是率暴以济灾也。今将军纂天下精兵。挫于狂寇。而又恣之。俾民不得治其生业。何以称主上所以待将军之意哉。中贵人词诎趋发。其亲吏入里舍。驱夺民马。公乘门望之。麾左右立提置杖杀。军愕贻不敢留。自后日夕抚循。常若寇复至者。其储畜缮完之利。到今赖焉。噫。公始以杰德峻望。为时耸服。而夐特恢济之心。人莫能见。虽不能致其道。以和平天下。然捍境蔽邻。不涸得赋。亦足济庸而塞根耳。愚尝袭迹门下。受知特异。敢次见闻。以开史氏之听。

先王之教，皆本于礼义，世之不得则不生，如此其急也。然而礼义之教，至后世日以消亡，而以之大乱。有贤者出，莫不欲引古而复之，而已亡之教终不能复。佛者，夷狄之教也，一入中国，中国之人为之奔走，惟恐在后。衣食可绝，而佛费以为不可绝；法可犯，而所谓戒律者以为不可犯；父母可慢，而以为佛不可慢。流炽植大，至于今世而日以盛。有贤者出，攘袂而诟之，操矛而攻之，力惫矣而终不能去。何礼义之去而不可复，佛之来而不可去也？是亦有说焉。夫小人之情，好私而忌公。礼义惟公，而佛惟私，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，此礼义之所以易衰而佛之所以易盛也。所谓公与私者何谓？今夫礼义之为教，人果秩秩而循之，则终身安焉，而不抵于戮辱，其利于人者为不少矣，而小人莫为。彼佛者之说，则曰：汝且终日放其情欲，杀人以逞，欺众以牟财。已而事吾佛，则罪释而无害。汝且朝而为恶，夕而事佛，壮而为恶，晚而事佛，不惟罪释而无害，且有厚禄而加汝焉。书其效于纸，揭其状于壁，小人既不能无为恶，故为恶而得利，则分其财于佛之徒以求解。如是尽天下之室为佛居，举天下之众为佛徒，亦不足怪也。故曰：「小人之情好私而忌公，礼义惟公而佛惟私，小人常多而君子常少」。小人固无足异矣，又况世之君子，时有陷溺于其教，榜而唱之者耶？尝观东汉以来佛说之惑世，晋之末凶悍骄逆，屠灭生灵以为戏，其暴过于豺狼者，莫甚于姚兴，礼义曾不足以动之，而畏佛最甚。下此则高齐，既以战得之，弗返于礼义以靖乱，而欲事佛以自救。萧衍之用兵亦工矣，侯景之师将至于城下，而率其臣诵佛于庭，卒以此亡国，不亦悲哉！夫既天下之信尚之也，小人之倚佛以为货者，把执祸福，吓欺愚聋，如挟券质，量其所入金钱之少多而交手贸卖。上至于京师，下至于夷虏，至于一邑之冲，一乡之聚，必有其徒焉。如是者纷纷于天下，上之人不能盛礼义之教以敌，其所以为治者，一皆出于文法，固已薄矣。而文法又多为奸吏之所货，奸民之请于吏，随其重轻，或可以得意。幽则约于佛，明则要于吏，私既胜而公道废，王者礼义之教，皆不预天下之权。呜呼！安求其不大乱也？斯弊也根固而源远，不可以亟拔，不可以亟塞矣。后之君臣陷溺于此者，其不观梁之所为乎！

臣近准尚书省劄子：「三省、枢密院同奉圣旨，近日阴阳不和，雷雪交作，可令侍从、台谏、两省卿监、郎官、馆职各条具时政阙失闻奏」。顾臣至愚极陋，待罪台察，已逾一年，自惟无所补报，日负忧责。今陛下虚心求言，以答天变，若犹有所隐避，臣罪大矣。谨条具昧死上献。

一、臣闻阳奋则为雷为电，阴凝则为雹为雪。方阴阳之相薄，则雷雹皆至。及阳为阴所胜，则雷止而雪作。鲁隐公九年三月，自癸酉大雨震电，至庚辰大雨雪，凡八日。刘向以为周三月，今正月也，雷电未可以发。既已发，则雪不当复降，皆失节也。故谓之异。吴太平二年三月甲寅，大雨震电，至乙卯，大雨雪，才二日耳。史臣以谓先震电而后雨雪，阴见间隙，起而胜阳。其后祸乱之应，有若符契。往牒具载，吁可畏也。今正岁之始，建寅之月，三阳用事，于卦为《泰》。自戊寅至庚辰，雷电雪雹，俱作于三日之间。视鲁则数，视吴则疏。臣愿陛下以往事之验，为方来之鉴，警惧修省，以答上天仁爱之意。则灾异塞于上，祸乱伏于下，在陛下一念之顷耳。

一、臣闻宋景公一言而荧惑即为之退舍。今陛下因雷雪之变，令群臣条具阙失，疑若可以上格天心。乃今月十三日风雨骤变，寒雪复作。臣愿陛下应天以实，益加修省。若群臣言有可采，亟赐施行，臣不胜拳拳爱君之至。伏乞睿照。

一、臣闻朝廷者，阳也；宫禁者，阴也。日昱乎昼，月昱乎夜，而寒暑成。天子理阳道，后治阴德，而后国家理。若宫禁之中宴饮之不节，则非所以崇毖圣躬；赐予之不省，则将至于空虚内藏；女谒行乎内，则势行乎外，尤不可不防其微而杜其渐也。有一于此，则雷雪之变，乃上天所以丁宁陛下之意。不求之身，是无应天之实，天怒愈深矣。至于勋戚贵近，时有排赏；倡优伎艺，每蒙宣引；水门启闭，多不以时；岂所谓严等威、肃宸居哉。臣愿陛下畏上天之威，谨正始之道，宗社幸甚！

一、臣闻君子者，阳也；小人者，阴也。自古君子小人势不两立。君子在内，小人在外，于卦则为《泰》；小人在内，君子在外，于卦则为《否》。今朝廷清明，多士济济，有官守者修其职，有言责者尽其忠。乃建寅之月，三阳在内，宜泰而否。何耶？意者得无在外小人交结党与，潜谋进用，如某人辈者欤？且将源源而来矣。启大奸之隙，动上天之威，无足怪者。昔汉元即位之初，萧望之、周堪、张猛等与夫恭显许史之徒，杂然并立于朝，是非相攻，邪正相激。当时日眚之变，反以为堪、猛用事之咎。后堪以病卒，猛自杀于公车，无乃与天意戾乎。汉业之衰，自是基矣。臣愿陛下观拔茅连茹之象，以进君子；戒履霜坚冰之渐，以防小人；毋使鹗鸾并栖、薰莸共器，则天意解矣。

一、臣闻中国者，阳也；夷狄者，阴也。自古夷狄之强弱，常系中国之盛衰。今国家南渡，甲子已逾一周，胡运将终，朝野咸意中原可复。近者边报传闻，信否虽未可知，第讲和日久，边备废弛，意者将有奸雄渐萌不肖之心，窥伺间隙，或恐雠耻未复而唇齿先寒矣。侯景之事，可为深虑。臣愿陛下明诏大臣，遴选逐路帅臣，俾之先事经理，以备不虞。

一、臣闻人主进退臣下，必晓然示人以劝沮之意，故进一人而人皆以为当进，退一人而人皆以为当退。舜举皋陶，不仁者远，四罪天下服，用此道也。若朝逐一人焉而使人疑，暮逐一人焉而使人惧，此何为者哉？盖自余端礼、赵彦逾、石宗昭、徐元德之去，而朝士大夫莫不疑且惧焉。何者？一旦遽然命从中出，去者闵默，莫测其端倪，居者徬徨，每忧于谗毁，日怀去计，莫有固志。臣恐自此无有为陛下兴事造业者，无有为陛下以身任怨者。陛下孤立于上，将何利焉？臣愿陛下守至正以照临百官，有善则进，有过则退，明示之以好恶，以坚其事上之心，与之共天位、治天职，以答天变。

一、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，忠臣不避重诛以直谏，言路之开，社稷之福也。盖自杨万里、徐楠之徒去国之后，朝士大夫多不敢窃议时政，于心有所不然者，不过相视太息而已。此岂盛世气象耶？如万里之轻率妄发，暗触忌讳；楠之强聒不置，似不安静；虽皆不能无过，然其平日亦在能言之流，中道弃之，失古人市骨求骏之意矣。夫敢言之气作之尚不能起，况沮之耶？近又有狂妄庸人上书不实，陛下止令听读，可谓宽恩。但四方万里，不知其说云何，传闻不审，将谓朝廷以言罪人。覆巢毁卵，凤鸟不至，无乃与求言之旨戾乎。惟陛下赦之。汉世每有灾异，必诏贤良文学之士直言得失，兹诚得应天之实也。

一、臣闻之《书》曰：「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」。又曰：「官不及私昵，惟其能；爵罔及恶德，惟其贤」。又《传》曰：「爵人于朝，与众共之」。此言人君爵赏之施，必贤与能而后足以上当天心、下协人意。近者朝廷侍从之选，或以交结而得节钺之重，或以无功而授后省缴駮之职，间不经由台谏论列之言，乃蒙宣谕，不惟名器既轻，遂使纪纲不立，岂爵人于朝之义、天命有德之意乎？上天至明，不虚见异。臣愿陛下奋发乾刚，收回涣汗。苟物论惟允，则天变可回矣。

一、臣闻淳化二年大旱，太宗延近臣问时政得失。枢密直学士寇准对曰：「天人之际，应若影响。大旱之證，盖刑有所不平。顷者祖吉、王淮皆侮法受赃，吉既伏诛，家且籍没，而淮以参知政事沔之弟，止杖于私室。用法轻重如此，亢暵之咎不虚发也」。太宗大悟，明日，召沔切责之。近者铨试代笔事觉，有司观望，不特有官、宗室不行推治，至于与之干涉者，则又故作迁延，止将馀人具案奏断用刑。如此，无乃不平，怨讟交兴，有伤和气。臣愿陛下特降睿旨，令临安府催追未到之人，速具奏案，一体施行，以答天变。

右，谨件如前，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